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内，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中没有汇率。但是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内，汇率代表本国货币的购买力，汇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本币的现货购买力，同时引发本国资产的重估。这就使汇率政策作为各国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，被越来越多地频繁使用，成为输出流动性的主要工具。以结构性资本输出来调控结构性价格上涨，这是开放经济给我们的政策选择，也是货币政策从紧的一条途径。

　　2008年货币政策将“从紧”，央行启动了第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。如果以此作为“政策从紧”的开端，前面9次调高应作何评价？如果后面还有9次准备金率上调，银行又将如何经营？银行存款不贷款，就像饭店开门不卖菜一样。

　　货币政策的调控工具有5种，利率，汇率，准备金比率，公开市场买卖和央行的贴现率。由于最后两种工具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调控，是间接调控工具，所以利率，汇率和准备金率就特别引人关注。如果把这三个工具依次比喻为美女的“三围”，从美学标准看，政策从紧应当首选汇率，即加速人民币对各国货币的全面升值。

　　利率杠杆代表资金的成本，准备金率杠杆代表资金的“失业”，换一个角度把资金市场的供求比喻为土地供求，资金“失业率”的硬性上调就相当于“屯地”抬高地价，利率和准备金率双双上调，必然是强制性的非市场干预。所以，货币政策从紧如果仅仅从利率和准备金率动手，非市场化的强制性干预必然增强。中国经济的流动性过剩来源于长期的货币政策宽松，常常见诸报章的“稳健”就是“宽松”的代名词，因为在宏观政策调控的英文概念中，很难找到和稳健对应的英文表达。货币政策是条橡皮筋，可松可紧，却不能稳健。

　　由此得出结论，2008年的宏观调控基调并非紧缩，而是一松一紧：财政政策宽松，货币政策从紧。因为，2008年生效的所得税法等于是减税，今年的财政收入超收7000多亿，明年的预算开支必然增加，财政方面减税增支是典型的宽松政策，对应于货币政策从紧，宏观调控总体上还是趋于平衡。

　　货币政策连续多年的过度宽松已经积淀成疾，如今引发结构性通胀，出现流动性过剩。要防止经济走向恶性通胀，必须选择政策从紧，让多余的货币逐步退出流通。所以调高准备金比率，以提高资金的“失业率”；提高利率，以抬高资金成本来降低资金的使用率，这都是行之有效的政策，却不能长期多次使用。特别是利率杠杆，其杠杆效应会逐级传递，滞后放大，一旦调高过度，对经济增长的破坏力极大，对资产泡沫的冲击力极强，极有可能在抑制通胀之前“捅破”资产泡沫，引发经济衰退。所以，这两个工具的使用必须慎之又慎，且不可长期绷紧，就好比橡皮筋必须有松有紧才有弹性一样。

　　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内，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中没有汇率。但是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内，汇率代表本国货币的购买力，汇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本币的现货购买力，同时引发本国资产的重估。这就使汇率政策作为各国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，被越来越多地频繁使用，成为输出流动性的主要工具。

　　当利率和准备金率已经没有很多上调空间之时，汇率调整的相对优势出现了，因为加速人民币的升值有四大优点：第一，提高本币的国际购买力，用过剩的流动性置换稀缺的生产要素，并通过增加进口减少出口来改善国际收支的失衡；第二，通过货币的升值预期吹大资产泡沫，用货币幻觉的财富效应激励投资冲动，抬高消费档次，弱化CPI所代表的结构性通胀，因为投资品和高档消费品都不是CPI的核定样本；第三，提高外汇储备的流动性，以对外的股权投资替代外币债券的持有，优化外汇资金的投资和运营水平；第四，提高本币的升值预期，吸引更多的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，增加本土就业和本土消费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协调性。

　　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，有利于进口则不利于出口，牺牲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利益，但有利于更多群众的生活，所以是“两难相权取其轻”。从抑制结构性物价上升的目标看，结构性资本输出是一个直接的调控工具。CPI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粮价，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，我们不能依赖粮食进口，但却可以用升值的货币购买国外的农村产业，购买农产品联合加工企业，建立跨国的公司农业。我们每年进口十亿多只美国的鸡爪子在成千上万家粤菜馆吃“凤爪”，为什么不能在国外经营养鸡场？我们的生活已经受到“猪蓝耳”病的威胁，所以肉价急剧上升，为什么不能在国外圈地养猪？我们的食用油进口占了全球食用油出口总量的将近一半，为什么不能收购国外油品加工企业及其原料产地？众所周知，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，许多省份是“七山一水二分田”。在房价暴涨的背后，实际上是“房子与肚子之争”，既然我们选择了要保“肚子”，划定耕地面积确保粮食生产，为什么不能学习美国当年收购阿拉斯加？还有日元大幅升值后的日本综合商社在各国购买资源储备？